心理医生对我的病情有了新的诊断，他认为我焦虑的同时还有轻微的妄想症。
那天正午刚过我顶着九月火热的太阳赶去心理诊所，下了公交车我一脚踏空了，闪了自己一个趄趔。我那脚踏空是被车外滚烫的空气激的，公交车里的空调正打的我浑身凉津津的，车门外的热空气扑面而来，我竟然想从炙热的空气中缩回脚来，可后面等着下车人已经将我的身体挤出了车门，我就这么一脚踏空了。
学校里已经开学，我的任务是带大一新生，新生们正在军训，我难得有空，赶紧跑去看心理医生。
九月的阳光落在柏油路上，到处在白花花地闪动。还有一些若有似无的水汽氤氲在地表上，人向前走，裤脚卷起的气浪包裹着脚踝，烫的人心里痒痒的。最受不了的是汗，我体态有点发胖，一动浑身出汗。
尤其是耳朵后面和后背上，耳朵的的汗流下来聚在后领的顶端，脖子不能转动，那股粘劲实在让人恶心，第六感都在告诉你那里正源源不断地制造着馊味；后背上的汗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们沿着脊条两侧流下来，汇在腰眼，然后被腰带阻住，沤的腰带散发出臭牛皮的气息。
我不相信这样的鬼天气还有人能在户外工作，即使穿着汗衫、短裤我也不愿在这个时间出来瞎转悠，更别说是工作。事实却让我不得不信，户外的工作毕竟还得有人做，很快就让我遇到了。
我要去的那家心理诊所开在一条弄堂里，弄堂是东西向的，北侧是所小学，小学为接送学生的家长在弄堂角上开了一扇小门。家长中午要接孩子回家吃饭，然后再把孩子送回来，过上那么三个小时不到又得来接。图省事的一些家长就把自行车、电动车、电动三轮车停放在弄堂口，人不知躲到哪里避暑去了。
我到达弄堂口的时候见到几个年轻人正向一排排家长的车篮子里塞传单。
从模样上看，他们应该是学生，年纪大概在十七八岁，一律T恤衫，牛仔裤。女孩子都戴着太阳帽，马尾从帽子后面的开口里伸出来。他们一共有五个人，两男三女，有三个戴着近视镜。
戴眼镜的做这个工作不是很适合，每次低头塞完传单，因为汗水的缘故，眼镜会在他们低头的瞬间向下滑落一点，他们抬头的当口就得抬手推推眼镜。男孩子毕竟好点，可以撩起T恤衫的下摆蒙头盖脸地对着脸一阵胡噜。
我捡起一张掉落在地下的传单，那是一家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上面老套地吹嘘他们机构的师资以及新研究出来的教法。我对上面介绍的操蛋教法并不感兴趣，那些介绍无非是想证明像我这样体制内的教师都是吃干饭的。
我要拜访心理医生是临时决定的，心情不好想找个人聊聊，实在找不到他给我说的要好的朋友，我决定就去找他。他不会撵我，而且对我的话还得听的倍加仔细，他听我说话是要收钱的。临时的决定让我心甘情愿地掏钱给心理医生，不过我还没想到可聊的话题。这下好了，我可以和他聊聊传单。
我认识传单这个东西是在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飞机经常光临我那个闭塞的家乡上空，抛撒下红红绿绿的传单，引得村里的老头、老太太漫山遍野地捡回来塞在自己茅房的墙洞里。
那时候宋丹丹的《月子》还没有出版，因而那些传单早在多年前便代其充当过厕纸。也有不少人家用它作烙煎饼时引火的工具。极少有人关注其内容，主观意愿上倒不是不愿关注，只因我们村识字的人太少，那些传单上又都是繁体字。所以传单除了在我们生活中的吃与拉上作了点贡献之外，完全没有起到宣传效果。
但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三次莅临我村指导应对之策。郑重之上又略带神秘，因为他们总是太阳落山时来，指导半夜才离去。他们依次赴村支书徐抗战、村主任张援朝、村小学校长季合作家各指导了一次。
三天后指导意见出台，同时也使得本来不大和头的村支书徐抗战、村主任张援朝、村小学校长季合作家三位夫人变得热络起来。指导意见是，组织我村小学全体师生举行一次大规模爱国示威游行；三位夫人热络起来的原因则是，乡领导分别吃掉了徐抗战家的一条狗、张援朝家的一只鹅及鹅蛋若干只、季合作家的鸽子数只，此事让三位夫人同时感到光荣。
毕竟支书、主任、校长家的光荣与我毫不相干，何况一年级的我并不识得几个字。但我在学校一直被大家认定脑子比较好使，加上我每天放学后要到村东大堰去放我们家的小毛驴。据说我每天晚间回家唤驴的大嗓门引起了学校的注意，于是我便与此次爱国行动直接扯上了关系——学校决定让我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带领大家喊口号。
我应班主任要求每天不做作业，而是全身心地背熟那些口号，并且熟记口号之间的前后顺序。一切准备停当，只等乡里通知一下，我们就可以示威游行了。在此过程中我要求我妈为我一套新衣服，遭其断然拒绝，但她主动将我裤子膝盖上磨破的洞补了个补丁，虽然那个补丁不久后再次磨破，可我还是由衷感觉爱国是好的。
乡里的通知下来了，全体师生摩拳擦掌，只有我战战兢兢，上级通知有了新规定，游行口号必须统一。这无疑给我带来了难题，我怕原先背的口号没用了。即使将新口号抄在一张纸头上，我也不见得认得全上面的字。结果证明是虚惊一场，
我很快记熟了最后那个口号并顺利带领全体师生圆满完成了爱国任务。我们那个村子总共不到三百户人家，我们只需绕村子一周即可。校长季合作当日紧跟在我后面，以便随时提醒我放慢脚步，以使得如此庄重的爱国运动运行的时间延长些。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应对学校临时借来的相机，每次相机快门响起时，他都要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其实他的动作时徒劳的，因为走在我前面的还有村支书和村主任。
那次运动的效果不知如何，只知道我们的照片被贴到了乡门前宣传栏的橱窗里，此其一；其二是我们村被这次运动闹的鸡飞狗跳，老头、老太太们再次出动，漫山遍野地去追被我们的口号吓跑的鸡鸭鹅狗。
运动对我个人的影响很明显，一，我的嗓子哑了，害的母亲花掉了一罐蜂蜜，几只梨子的钱；二，徐抗战、张援朝、季合作夫人共同质疑为什么带头喊口号的是我，而不是他们家的孩子，如此一来他们的狗、鹅、鸽子不是白白贡献了吗？并由此决定结成同盟在村里孤立我母亲。以上对于我的两个结果致使我母亲极为不爽，终于在我期末考试考砸时适时爆发，狠揍了我一顿。
心理医生提醒我，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已经是八十年代末期，飞机不可能轻易飞到大陆的领空来。至于传单，有倒是有，只不过在八十年代有段时期是把传单装在气球里飘过来。数量上自然也不会像我说的那么夸张，还漫山遍野呢！这事不可能。
心理医生紧接着推断我肯定有轻度妄想症，他对我的病因的解释是，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自命不凡，而生活的平淡满足不了心里的渴望，就会无端地妄想。他接触的妄想症病例千奇百怪，但临床表现却大致相同，就是将自己平淡的生命轨迹刻意地和社会上一些敏感的时期、话题挂钩。
看来我不能再相信心理医生，和他聊天只会浪费钱，我记忆如此深刻的事在他嘴里竟变成了妄想。幸好这事杨抗震能给我作证，他用传单包过“宝塔糖”。
“宝塔糖”我们小时候叫“洋果”，我不大清楚这个名称的由来，或许跟“洋车子”、“洋溢子”、“洋火”异曲同工。“洋果”是学校发的，说是用来打蛔虫。
临到发“洋果”又出了个小插曲，上面派到我们学校的“洋果”有两种颜色，粉红色和黄色。老师还没开始分发，我们已经在下面吵开了，有的要黄色，有的要粉红色。老师为了维持班级纪律，主要的还是维护自己的威严，他让我们安静，然后自顾将两种颜色的“洋果”分开，男生发黄色，女生发粉红色。
幸好当年的“洋果”有两种颜色，否则杨抗震也不会用传单去包那玩意，我也就失去了传单存在的证明。发“洋果”那阵我和杨抗震已经成为了好朋友，杨抗震早已用花脸雪糕和三白西瓜和我换走了李小燕。发“洋果”之前杨抗震叫的最凶，他要粉红色的，拿到黄色的之后他坐在位子上生闷气，放了学也不愿回家，李小燕为了安慰他，竟然把自己的“洋果”和杨抗震换了一半。
时隔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着，杨抗震和李小燕换了“洋果”，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一张传单，将粉红色的单独包了起来。因为这事，在村里来电后我曾多次将杨抗震拒之门外，不允许他到我家看电视，后来那小子恶狠狠地警告我，再不让他到我家看电视，他就不再和我做朋友了。
关于“洋果”的事并不是因为和心理医生聊到传单我才想起来，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多次和杨抗震聊过，那小子死活想不起来在我们小时候吃过那东西。他想不起来有情可原，后来我姐姐告诉我，杨抗震“傻蛋”的名号就因为“洋果”而起。
杨抗震在留级之前是我姐姐一年级的同学，那时候他们就发过“洋果”。老师在发“洋果”的时候交代，这是糖，也是药，记着回家后一定要在临睡前吃。所有同学都老老实实遵从了老师的交代，只有杨抗震，他没有抵御住老师介绍时所说的“这是糖”的诱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偷偷吃了一颗。
第二天杨抗震就有了“傻蛋”这个外号。“洋果”很快在杨抗震肚子里起到了应有的作用，那个时间杨抗震正和村子里一般年纪相仿的孩子们玩“大炮来打人”。那是晚饭刚过的夏夜，大人小孩在聚集在村里的“炮楼根”，孩子们做游戏，大人们聊天。突然，正充当着“大炮”的杨抗震呆立在了游戏场中，一根蛔虫从唯一的出口探出了头。杨抗震吓的大哭，冲着他妈妈叫：“我的肠子出来了！”因为这句话，杨抗震得封“傻蛋”荣誉称号。
想来杨抗震因为“洋果”被人叫“傻蛋”，而我要证明传单的存在，又不得不找杨抗震来证明他曾用传单包过“洋果”，杨抗震顾及面子，会不会给我证明呢？
我打了杨抗震的电话，那小子现在在镇上开了个店面，专营化肥、种子批发。接到我的电话那小子激动的不行，连连说没想到我这个大学教授还记得他这个泥腿子朋友。我不想和他闲扯，寒暄了几句就转入了正题，我问题还记得三年级时用什么包的李小燕送他的“洋果”吗？短暂的沉默，然后就听见他在电话里嘟囔：“人家都说现在大学教授都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主，开始我还不信，你怎么想起什么‘洋果’了，我们吃过那玩意吗？”
我说：“你好好想想，这事对我来说挺重要！”又是一阵沉默，他似乎在很认真地回想，然后说：“不记得了，我现在能记得的小学时候的事，就只有一个‘唱大戏’！”
看来心理医生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唱大戏”对于杨抗震来说正是所谓的“敏感话题”，那也是他生命中少有的辉煌之一。
说到唱大戏还不得不介绍一下杨抗震的外公，杨抗震的外公姓黄，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老地主。后来有位非常著名的我们的老乡作家将杨抗震的外公描写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杨抗震有感于此，在学习“白羊肚肚手巾红腰带”的时候就拒绝背诵。我们那位老乡作家就是贺敬之，杨抗震的外公则是贺老作家笔下的黄世仁。
说到杨抗震的外公黄世仁，有这么一个段子，其实杨抗震的外公是个书呆子地主，并不是贺老作家笔下那副嘴脸。杨抗震的外公除了田地多再有就是书多，他整日泡在家里读书，很少过问田租、庄稼收成之类的事，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地主。
据说有一年收割黄豆，杨抗震的外公溜达到了田间，他问身边的管家这收的是什么，管家回答说是黄豆。后来黄豆运到打谷场上，暴晒之后长短工们用木棍敲击豆荚，金黄的豆粒从豆荚中蹦跳出来，黄地主很是吃惊。再后来收绿豆，不巧又被他瞧见了，他又问了管家，管家对他说收的是绿豆，而后黄地主自然又见识了绿豆的颜色。
这个段子的结局是杨抗震的外公一再叮嘱他外婆，以后但凡他们家管家出现的场合，家里的女眷都不能露面。他竟然以为管家是透视眼，透过豆荚都看得见里面豆粒子的颜色，那么女人身上的衣服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对于这样一个书呆子贺作家竟描述成使恶不赦的恶霸确实有些过了，起码你可以改成牛世仁，马世仁。可他偏偏借用了傻蛋外公的名讳。
其实唱大戏这件事也能和传单挂上勾，正是因为上头认为传单无疑会起到蛊惑人心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动用一切宣传手段予以抵制。在唱大戏这件事上乡党委李学军功不可没，他早年是工农兵大学生，是经推荐上的大学，推荐的理由是他曾是非常著名的样板戏演员。
样板戏演员出身的李对于唱大戏情有独钟，而且认定唱大戏的宣传效果强于任何形式，于是他在乡里组织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提议以唱大戏的宣传方式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教育。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村的村主任张援朝在底下嘀咕了一声“扯淡！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老一套。”这句话被坐在台上的李听的真真切切，散会后他留下了村支书徐抗战，让他在村子里重新物色村主任人选，我爸才得以稀里糊涂地走马上任了。
我爸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唱大戏，李书记指示各村至少要报到乡里一个节目，我爸思来想去决定排演《白毛女》这个发生在我们村里的故事。
我爸选择《白毛女》这出戏有他自己的考虑，一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们村的，我们占了地利；二来我们村的人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而且能说道出外人不知道的一些小细节，这些也可以加进戏中，这就是所谓的人和。
选定这个剧目之后我爸叹了口气，他认为如果黄老地主有后就好了，可以找来演他的祖先，这样易于制造话题和演出的效果。可惜杨抗震的外公没有儿子，只有杨抗震他妈一个闺女。我提醒我爸要不让杨抗震试试，外孙也算是后代吧！
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提议实在愚蠢，杨抗震因为我的提议顺理成章地演上了地主，杨抗震当上了主演，反派男一号。同时他的年龄要求同龄人来配戏，其余演员只能在学校里找。季合作在给我家送桑叶之余悄悄和我妈商议，不如就让我演狗腿子穆仁智，他说平时在学校里看他舅爷我就是一副古灵精怪的模样，说不定还能演红这个角色呢。我妈也实在糊涂，竟然答应了。
不过我提出了额外的要求，就是在地主家里倍受虐待的长工则要让季合作的儿子季平安来演。演戏的过程中有一出是穆仁智在黄世仁的要求下鞭打长工，我可没手下留情，用道具鞭子狠狠抽了季合作家的狗崽子。